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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根据《刑法》第三百零三条，开设赌场罪需满足以下条件：首先，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，即通过赌博活动获取经济利益；其次，客观上提供固定场所、赌具，组织或招揽他人赌博，并从中抽头渔利；最后，赌博活动具有规模性（如参赌人数众多、赌资较大）和持续性（非偶然、临时性行为）。若麻将馆仅作为亲友娱乐场所，收取合理场地费、茶水费，且无抽头渔利行为，则不构成犯罪。但若经营者通过组织赌博、抽成获利，甚至形成“职业化”运营模式，则可能触犯法律。

　　典型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法律边界的模糊地带。例如，在泉州李某琴案中，李某琴在饭店内设2张麻将桌，每场收取40元台费，供老乡打牌。2025年，她因“开设赌场罪”被起诉，检察机关指控其通过微信收款记录（累计1.9万余元）证明抽头渔利。辩护律师认为，40元为固定服务费，未与赌资挂钩，不符合“抽头”定义；而检察机关则主张，李某琴长期提供场所、组织赌局，且参赌人员不特定，符合“规模性”特征。此案折射出司法实践中对“营利目的”和“规模性”的严格认定标准。

　　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主要集中在获利方式、参赌人员范围和社会危害性三个方面。合法的获利方式包括收取固定场地费、茶水费，费用与赌资无关；而违法的获利方式则是按赌局结果抽成、收取“台费”后与赢家分成，或通过卖筹码、兑换现金等方式间接获利。此外，参赌人员范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，亲友间少量娱乐一般不构成犯罪，但面向不特定人群（如通过广告招揽、提供“换人”服务）则可能被认定为组织赌博。社会危害性方面，单纯娱乐场所对社会秩序影响较小，但如果引发纠纷、债务危机，甚至滋生高利贷、诈骗等犯罪，则社会危害性显著提升。